李自成中原灭明

李自成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他带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政府，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们详细的去了解这一段历史，接下来我们学大教育的专家们就为我们的同学们带来了李自成中原灭明的故事介绍，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认真的去看这个故事。

一般而言，开国者常思江山创建之不易，所采取措施多能以民为本，轻徭役、少赋税，这样就能够尽快稳定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自成的眼光与见识还远不如刘邦。洪秀全也大体如此。

而一旦江山坐定后，几代国君下来，承平日久，渐渐官场腐败，政治黑暗，并逐渐影响到基层社会。明末之所以有农民大起义的土壤，根源不在于基层社会中的地主恶霸，而主要是朝廷施政不善所致。国家利益强烈集中于一小部分人手中，广大民众却在生死线上挣扎。

中国农民战争往往是惨烈的，由农民(严格来说这里的农民已经转化为流民，中国的农民是不造反的)为士兵主体的战争，战场上是更容易忽略人的价值。由于技术装备、战略战术劣于政府正规军。每场战争都是以无数农民士兵生命那轻于鸿毛的代价，来换回战场上的惨胜。尽管所换回有时候会是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王朝，但更多的则是不幸沦为农民起义短见者的战略炮灰。

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逐鹿中原”成为无数问鼎皇位者的必修功课。古来的力图改朝换代的战争又极其残酷，所以中原的历来破坏性大。经过一个朝代建起的生产力，又在这个朝代末被摧毁，这样的事情周而复始地在中原大地上演。这可能也是历代以来中原地区经济欠发达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

中原民众性格坚韧，又常忠义。所以其地被破坏性也颇大。而相较于南方，南方人多灵巧，比较容易识时务，所以在改朝换代的游戏中，南方常常为胜利者一方很快地不遇到多少抵抗的征服。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敌，大致如此。特别是异族入侵时，中原人民的坚持与抵抗是最强烈的。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原地区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脊梁。

李自成中原灭明大战与北京失守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月，李自成趁明官军征剿张献忠之际，打出商洛山，转战湖北、四川，又北上一路打到洛阳，旋又包围开封，虽未打下开封，但有力震动了明王朝的大厦。后又经郊县之战、潼关之战，明王朝的帝国大厦终于倒塌。崇祯自缢煤山，固若金汤的明王朝彻底崩溃。

一、官逼民反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社会黑暗，贪官污吏横行，地主、豪强欺压百姓，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多被官府、豪强、地主、强占、兼并，生活没有出路，尤其天启、崇祯年代，阉宦当权，魏忠贤把持朝廷，朝政昏暗。这时边患也十分严重，后金(清初称后金)常年与明军在辽、蓟地区作战，战争开支庞大，朝延为应付巨大的战争经费，在农民十分沉重的赋税负担上，又加派“辽饷”，随后又增加了“剿饷”、“练饷”，谓之“三饷”。“三饷”如同三座大山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各行业各业也都负担沉重，难以支撑。天下人心惶惶，深感生存危机。更为严重的是水、旱天灾不断，尤其陕北地方数年不雨，赤地千里。天灾人祸，造成遍地饥荒，原本就少地或根本无地的农民更加无法度日，濒临绝路。又加官府讨饷横征，虎狼般地痛叱、催逼、打、抓、坐牢、杀害，种种摧残之下，致使无数成群的饥民流浪在异乡，沿路乞讨，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明朝政府的社会危机异常严重!

仅就明崇祯二年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家乡的灾荒惨景简要介绍：据《明季北略·卷五》记载，兵科给事马懋才四月二十六日在向崇祯皇帝上书的《备陈大饥疏》奏章中写道：“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糙类(秸杆五谷壳根等)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蓬(干蒿草)尽矣，则剥树皮以为食，冀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储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最可悯者，如安塞城有翳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屎)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便无迹踪，后见门外之人，析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几许矣。……有司(官府)束于(迫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于秦中(陕、甘一带)也。总秦地而言，庆阳，(甘肃，合水县老城一带)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

从上边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明朝西北数省灾荒的严重性。最初灾民们吃蓬草、吃草根、吃树皮，凡所能长着的植物吃完了，实在无东西可吃时，只好吃石屑、吃石面。石面只能止饥于一时，但不数日而死，父子、夫妻、娇子、爱女抛而弃之，骨肉生死不能相顾，婴儿在饿死的母亲身旁爬移呼娘，觅食不管污泥尿屎，抓住吃食，至次日爬啼的婴儿全部饿死。前天的弃婴死去，第二天又有新弃的婴儿，哭叫声响彻四野，唇裂目血，无人顾及，因为大家都命亡在须臾，朝不保夕，怎得顾及。婴儿是这样，童孩更可悲，他们拖着无力沉重的饥躯，一出城，便被人逮去，做人肉汤吃，煮人肉、烧人骨，强者疗饥，幼稚孩童被吃，因人肉燥热，数日后，食人者亦死。灾区人相食，惨不忍睹。西北数省饿死者相枕藉，比比数千里内，灾区人死无力葬埋，鸟啄、狗吃，白骨蔽野，臭气熏天，瘟疫四起，天灾，穷困、疾病，民只有一条路——死!而此时，清兵袭京师，烽火遍京畿，皇粮、辽饷、苛损杂税催得救火一般急。地方官员额外增收翻倍，渔利自肥，贪污殉私，百姓此逃到彼、彼逃到此，无活路，难觅食，官绅欺压，因交不起苛税，大批大批被抓进牢狱，拷打折磨而死。此时此景，百姓命在旦夕，顾不得名节、忠义、孝悌，廉耻。当时有民谚传颂：“王法虽重饥难忍!”这都是为生存形势所迫使，官府严逼，民无活路，焉能不反!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都是延安地区人，此时他们为活命，向大户、向官府夺粮，初起他们并无作官为帝的奢望，不过为苟活存命而已。崇祯皇帝当时也曾打算励精图治，但此时的大明帝国像患了重病的人一样，病已入膏肓，虽有神医，也难起死回生了。何况崇祯帝，刚愎自用，屡易将帅，信任宦官，宠信小人，虽然下了很多罪已、恤民言辞恳切的诏书，但口惠而实不至，不过空喊一通而已。且将、相不和，互相拆台，拥兵自重。加之吏治腐败，不分是非曲直，枉杀无辜。我们仅从崇祯十年，皇帝的罪已诏书中便可窥见一斑：“……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外加附征)。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横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

或招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官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布袋)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官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2]从上边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明王朝自上而下，官吏、贵戚、乡官、无赖爪牙，乘饥荒、乘边警，趁机巧取豪夺，谏官颠倒黑白，司法混乱，坑民、扰民、残酷剥削压迫百姓的惨状不忍目睹。更有甚者，明目张胆，强夺民田，霸占民宅，无人敢于过问。明将杜文焕当时曾亲身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是洞悉民反内情的真正目击人。事后，他曾对“木陈和尚言：“吾乡(延安一带)民张氏，素骁勇，有山庄傍河塘，林泉可爱，李御史购为别墅，张弗许，李嗾有司逮以不法事。

张惧祸，偕所知十八人窜身绿林。时岁大饥，人咸思乱，一啸聚，遂以亡天下。呜呼!亡明者非明贼，明诸臣也。”[3]杜文焕是当时比较清廉洁身自好的总兵，崇祯二年为镇压延川、米脂、清涧的农民起义而被起用。他在镇压农民起义中，亲眼目睹当时达官显贵，仗势欺压良民，巧取豪夺，无法无天的情状，他这里说的是公道话。文中提到的“张氏、素骁勇”，这个“张氏”很可能就是指张献忠。再如当时兵科给事中刘懋在上疏中也说：“今年麦苗尽枯，粟银三钱，……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迩来贪酷成风，民有三金不能纳赋之一金，捕一盗而破数十人之家，完一赎而倾百金之产，奈何不驱民为盗乎?”[4]这些朝庭的大小官吏们都在火上加油，推波助澜，驱民为盗，逼民造反，民无活路，不反也是死，反或许能有些生路。

二、李自成洛阳之战

李自成(公元1606——1645)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人，父亲名守忠，13岁时母亲去世，父子生活艰难。童年的李自成给地主放牧牛羊，饱经人间苦难。21岁时到驿站作驿卒，为人养马。他得以有机会练习骑射，学会了冲杀打仗的本领，后来明廷下令裁减驿卒，李自成因曾反对长官克扣军饷，与长官有隙，被减员回乡。他为人仗气豪侠，在乡里好打不平，坚持正义，威信声望很高，时值陕、延地区，连年大旱，饿死的乡民枕藉于道路，百姓自发请愿，请求地方政府减除、罢征“辽饷”粮款。当时，李自成是百姓请愿的首领，因言语顶撞当地官吏，被捉拿到官府。地方官甄大人，名不详，祖籍许州人(今河南许昌尚集甄庄人)，为官清正。他当时命人将李自成捆绑拴到大堂的木柱上，企图擒拿首领以起到镇服其余的效用。李自成被绑，毫不畏惧，为民请命，声泪俱下，恳切哭诉，说：“百姓十户有七八户都饿死了人，现在老人、孩子都饿殭在炕，奄奄一息，命在旦夕，大人请您睁开眼看看，饥饿的百姓鸟形、鹄面、骨瘦如柴，人不人，鬼不鬼，一个一个都将饿死，有一口饭一把米，都可救活我们的命呀!上天有好生之德，皇上若见此也会拯民于水火。您作为地方官，为民之父母，一定要为民作主呀!当此数万百姓生死攸关之时刻，您免去粮饷派征，救民为上呀，无民谁与守国、种田;人全死光，您还作谁的官，牧那个民，皇帝坐谁的江山呀!”李自成字字血、声声泪地恳求，触动了这位甄大人。他深夜难眠，辗转反侧，通宵不寐。他在想：是呀!李自成说的有道理。现在，主暗官贪，不顾百姓的死活，无百姓作谁的官，民不守国，皇帝坐不成江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千古不易之名言，万代不更之道理呀!这世道我还作什么官，俗话说得好，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杀民吧，民太冤屈，不杀吧!圣旨难违，他左思右想，罢!罢!罢!辞官归隐，回家作百姓。

我首先放了李自成!然后辞官回乡，耕田为生吧!他为了找放李自成的理由，托言作了一个梦，对夫人和衙役说：“快放李自成，我晚上作了个梦，大堂柱子上盘了一条龙，李自成恰在上面拴，莫非他是条龙，龙是天子的象征，他杀不得，放了他吧!再三告诫手下人，要保密，别轻言，放了他为好，咱们弃官回乡吧!少与百姓为敌，他们都快饿死了，我们又没解救的办法，多积点阴德吧!于是甄大人亲为自成解绳，劝其作个好百姓，而后甄大人也弃官不做，托病回到许州甄家寨，以务农为生，与农民为伴了。当然甄大人和一般农民还是不同的，他在家乡有相当的庄田，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李自成逃出虎口后，不敢回家，直接投奔了造反的队伍。时隔多年之后，李自成造反的大部队，胜利进军河南，途中路过许州，李自成亲带人马开往县城东北，谒见甄大人，报答救命之恩。当李自成在甄家寨岗边安下大营后，附近村的人们想让李自成攻打甄家寨，说：“富足甄家寨……”李自成得知甄大人健在，吩咐手下将领，不得动邻近村民一草一木，先把自己的坐骑在甄家寨外东寨壕内饮好了水，拴在大树上，派人通报，李自成拜见甄老先生，甄大人万没想到当年垂死的饿百姓，竟干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也很热情，大开寨门出门迎接，并安排酒筵款待。李自成进寨门，一步一个头向甄大人扣谢，报答当年不杀的救命之恩。二人相见十分高兴，畅叙重逢之谊，至今河南许昌北一带仍然流传着李自成驻军甄家寨的传说，相传李自成当时饮马的寨壕处，池水深绿，名曰李自成饮马池。

李自成善骑射，机智勇敢，英勇善战，与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关心将士，受护百姓，不贪女色，不爱财宝，意志坚强，加之军纪严明，深得百姓的拥护。凡有所战多能取胜，每战克捷。他生活简朴，不特殊，俨然保持农民艰苦朴素的作风。史书记载他：“性又淡泊，食无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妪，不蓄婢仆。无子，以李双喜为义子。”[5]李自成当初被甄大人私自释放后，偕张献忠等穷兄弟投靠造反的领袖王嘉胤，后来王嘉胤被官兵杀害，李自成又带领部分人马投奔闯王高迎祥，高迎祥是李自成的母舅，1637年高迎祥在陕西周至县牺牲，李自成被众人推为闯王，从此李自成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农民起义统帅，举起反抗明朝封建统治的旗帜。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春，兵部尚书杨嗣昌，经过精心谋划，制订了所谓“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围剿农民起义军的战略方案，想通过战略包围分割、聚歼的战法扑灭李闯王等起义军。这年夏天，孙传庭、洪承畴二路大军出兵陕西联合围剿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军。李自成陷入明军包围圈，将士苦战七昼夜，冲出重围，进入秦州(今甘肃省天水)，洪承畴紧追不放，李自成为摆脱洪承畴、孙传庭的夹击，挥戈南下，占领敌人空虚之地——川、陕交通重地宁强县。李自成摆脱明军围剿后，直指四川重镇成都。第二年李自成引兵自川北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松藩地区，又进入甘肃羌中，起义军转战南北，敌人乃尾追不舍。李自成与明军激战27昼夜，才得以摆脱围追。这时起义队伍中的将领和一大部分合作友军，经不住战斗的挫败考验，感到前景渺茫，纷纷跪下向敌人乞降，多数被朝廷招安。李自成没有倒下，更没有向敌人乞降，他率领数万农民军冲出重围向河南进发，在潼关、南原又遇到了洪承畴、孙传庭设下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他失去了战友，妻子、老小，只有18人冲出重围，逃入商洛大山之中，起义陷入困境，进入空前的低潮。这时李自成染病在身，半年后，他带病发动山区穷苦民众，再次点燃起义火种，鸡鸣舞剑，夜半谈兵。他意志更坚，吟诗抒怀道：“收拾残破费经营，暂驻商洛苦练兵。月夜贪看击剑晚，星晨风送马蹄轻。”他和同去的将领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推翻明王朝。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又重新举起义旗，附近州县纷纷响应，吸引了明朝大量官军前去征剿。李自成乘机打出商洛山，南向湖北四川辗转游击以避开明军围追堵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洪承畴围剿起义军，调任蓟辽边防，改任熊文灿总理军务，熊文灿在剿抚问题上，与杨嗣昌有分歧。“帝(崇祯)倚信枢辅嗣昌，言无不听。嗣昌思立功名结交主上，知文灿素刚愎，自负胆略，新破贼有功，嗣昌欲任之灭贼，文灿既偾，嗣昌不自安，请躬率师南讨，帝甚尉劳之。八月，丙戍朔，改嗣昌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督师讨贼。……十月甲申朔，嗣昌至襄阳，入熊文灿军中，诏逮文灿入京。”[6]三月，清兵渡运河，破济南，朝廷加征练饷，更进一步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仅如此，天大旱，二年不雨，旱情遍及北方数省，而河南的灾荒尤为严重，在继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灾、旱灾接连不断的情况下，上天又降下一次更大更为严重的蝗旱，以至于出现“人相食，草根俱尽，土寇并起”的惨状。[7]民以食为天，无食则反。孟子早就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8]崇祯末年，旱灾蝗灾接连不断，不仅“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而且自身都难以活命，于是青壮男子无不揭竿而起，参加农民军。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形势十分危急。北半个中国灾荒严重，加上朝廷内部将相不和，清兵得势一直打到山东，越过京畿。而河南的形势可以说如满山遍野的干柴，只须星星之火，很快就燃成燎原之势。饿得快死的群众，嗷嗷待哺，盼闯王如将枯的苗望甘霖呀!当是时，明朝的大部分兵力由杨嗣昌率领正在四川攻打张献忠，被钳制一时抽不出来。于是，李自成自湖北，带领精悍轻骑从郧(今湖北省郧县)、均(今湖北省均县)驰入河南，所到之处，开仓济贫，深得民众拥护。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十二月，李自成一路打到南阳，又从南阳出发准备继续北上，沿途招募士卒，有愿从军者即可编入，饥民前往投靠的多达数万人，队伍迅速壮大。当时河南斛谷万钱，粮食比珍珠还要贵重，荒旱之年，穷苦的民众都渴望闯王兵马的到来，他们编出歌谣，唱着：“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9]李自成在农民的拥护下，进军顺利，连连获胜，迅速攻克河南宜阳、永宁、偃师等县城。

李自成带领穷人起义，反对官府，惩富济贫，名气越来越大，得到了智谋之士的赞赏，也得到一些有知识人士的拥护。杞县举人李信，是尚书李精白的儿子，为人胸怀韬略，贯通古今，明经达史，洞悉治乱之由，是位智谋之士。且又开明好施，同情穷苦群众，曾不吝粮、银以家产赈济饥民，乡民都感激的说：“是李公子救活了我一条命”，这时有位武功绝好的奇女，名唤红娘子，生活所迫，卖艺为生，因容貌美丽，被土豪恶棍围攻，她含忿自卫，杀死众恶棍，铤而走险，聚众造反，慕李信威名，原结为伉俪，强劫李信于军中，后李信返家，被官府迅即拿下，说他造反，将其投入大牢，欲拟罪斩杀。

红娘子得知消息后，冒生命危险劫狱，救出李信，李信无奈与红娘子带领人马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特别高兴，待李信亲如兄弟，敬为上宾。李自成和李信等将士们谈天下形势，论用兵策略，李信常能出语惊人，多有奇计妙策，使李自成及众将士称赞不已。李自成敬慕李信才学智能，只恨相见之晚，犹如刘备之得孔明。李信为李自成的真情所感动，也暗下决心诚心辅佐李自成。李信鉴于历史经验，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语重心长，建议李自成以后要更加爱护百姓，以得民心为务，切莫滥杀无辜，自古得人才者得天下，包括明朝的清官廉吏，要重用读书人，凡天下英才不问出身来路，一概重用。李自成对李信的建议都点头赞许，一一予以采纳。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他针对当时农民最反对的重赋、三饷、官府的催科、逼款问题，李信运用自己的才学，顺应民意为李自成制订了“迎闯王，不纳粮”的宣传口号，到处传唱，得到穷人的拥护;又为闯王提出了“均田”、“免粮”的政治纲领。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符合民意和世事的，是十分难得而切时务的治国治军方略。李信作为有远见和责任心的读书人，他知道干大事光有勇力是不够的，必须得智能之人的帮助，明察世情，分清形势，审慎决策，才能有望成功。因此，他特别重视人才的发现和聚拢。他明察暗访，为李自成举荐了牛金星、宋献策等既深通谋略又善于布阵设防的丞相、军师良佐明辅。牛金星、宋献策等贤才的到来，使李自成有了军师和丞相，逐步摆脱困境，渐趋向大事业、大气度上发展。合章的程序，规范的治军，谋略的运用，使李自成的起义军在战略、战术运用方面发展很快，与明朝政府相抗衡的大气候已基本形成，政权形式初具规模，行政管理也渐趋规范，一个农民政权就要诞生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声势，夺取最后的胜利，李自成决定带领起义军攻打河南府，拿下洛阳。洛阳是明宗室福王朱常洵封地，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地势险固，北靠邙山，南带洛河，拥有伊阙之险，更据函崤、虎牢之固，为历代帝京难攻易守之地。《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10]这是说河洛地近中岳，为天下之中，故三代之君皆宅京于斯。不仅三代之君欲都河洛，而且自西汉至北宋前正统王朝建都大多首选河洛，所以说河洛地区一直为帝王都，是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伐纣灭商后，曾瞻望中原，指出“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

天室就是中岳嵩山。为什么要在中岳附近营建帝都?《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2]这里文意很清楚，营洛邑迁九鼎，主要是因为这里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远近皆宜。《尚书·康诰》中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孔注说：“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东国洛汭，居天下之中，四方之民和悦而集会。”《康诰》还说：“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孔注说：这是去王城千百里之外的“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悦并见，即事于周。”《疏》里也说：“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悦，而集会言政治也。”[13]因此说河洛地区早在三代之时就是“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国之政治中心了。到了明朝，虽帝都北移，不在洛阳，但洛阳居中原咽喉，适中之地，东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北限大河，无溃溢之患。清人顾租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说：“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14]洛阳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仍为大明朝在中原的基地，洛阳陷，京师必动摇。因此，李自成决心攻打洛阳，认为只要攻下洛阳这一河南军事要地，必将大大鼓舞士气，长义军之威风，动摇明朝之根基。

为了拿下洛阳，李自成先进攻洛阳城外的周边县城，洛阳周边县城很快被一一攻破，于是切断了洛阳周边的援兵，使洛阳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亲自率领大军包围了洛阳城。当是时，明朝重兵由杨嗣昌指挥，集中在南方四川两湖一带，加紧围攻张献忠，难以驰援洛阳。这时的洛阳几乎是孤城一座。为了攻城顺利，减少牺牲，李自成先以数百义军，伪装成叛兵向洛阳巡抚投诚，以作大军进攻时的内应，同时在洛阳士卒和民众中暗地活动，以作策反工作。李自成大军包围洛阳后，“兵备副使王胤昌、知府冯一俊、通判白尚文，知县张正学分兵守门，总兵王绍禹及推官卫靖忠以游兵策应。”[15]由此看来，当时洛阳守备是很严密的。李自城的围城大军，先是以重炮从城四周轰击城墙，然后，围城部队轮番猛烈攻城，但城墙守卫坚固，从上午一直攻到黄昏，战斗虽然很激烈，但城池仍然难以攻破。

李自成经过调察访问，得知洛阳城西北角，兵力薄弱，可以作为突破口。于是，决定在二十日晚上，集中兵力攻打西北角。战斗进行至半夜时分，事先进到城中为内应的士卒，冲到城上和李自成攻城大军取得联系，持刀捆绑了城上的指挥官王胤昌，在城上与攻城大军通话。总兵王绍禹见状，迅速带人向城上飞奔，边跑边喊，命令放开王胤昌。城上闯王内应战士一齐说：闯王军在城下，总镇如我何?”[16]提前打进城作内应的数百名起义军将士，在城上英勇拚杀，杀散守城士兵，打开西门，迎闯王大军进了洛阳城。当时守城指挥官“通判白尚义坠城死，……时河南大饥，白尚文尸顷刻为饥民食尽!”[17]从这里“将坠城死尸都倾刻食尽”看出，当时的饥荒惨状是多么的不忍目睹。百姓饿得走上了人吃人的绝境，怎么能不聚众谋反。另外也说明百姓对白尚文为恶的痛恨达到了极点，喝其血，食其肉尚不解心头之恨。闯王攻克洛阳后，抄没了福王的家产，用数万石粮来赈济灾民。洛阳如此坚城，尚被攻破，还有何城不克?李自成下一步的攻城目标，拟定东京开封。

三、三打开封

开封为历史名城，明朝时，为五大古都之一，雄踞中原，为中原重镇，城坚、池深，易守难攻，是河南又一固国之根本的重要军事要地。当时，开封有一百多万居民，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城市富庶，为明朝宗族周王朱恭枵封地，大部分贵族、官吏、地主、富商多宅居于此，素有佳丽冠中原之称。顾租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河南阃域中夏，道里辐辏。…开封四通五观之郊，利于战。”但开封北邻黄河，河床高悬，则是其一大隐患。所以，《汴围湿襟录》的作者写道：“四方有事，汴必先受其敌(攻)。”又说：“城在釜底，仰视黄流，其地最称可患。”[18]也许李自成正是看到“开封四通五观之郊，利于战”和“城在釜底，仰视黄流，其地最称可患。”的有利作战条件，在攻下洛阳之后，迅速决定引兵攻打开封。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李自成亲自率领新参战的数十万灾民大军，神速包围了开封。在城四周搭起了帐篷，战士们住在临时的帐篷内，日夜轮流攻打开封城。他们用门板，用大车棚，人抬，头顶的蔽箭镞、矢石，又顶车棚，支门板以作掩体，紧靠城墙保护士卒不被射伤，昼夜向城墙打洞，准备打穿城墙攻入城内。但这时开封城内的明军，也十分顽强，祥符知县王燮和众官员商议，令人自城上向下凿洞如井，穿透义军开挖的凿洞，自城上下火，烧死凿洞者，凿洞攻城的士卒死伤惨重。凿洞未成，在外的开封守将陈永福援兵又至，乘夜突袭，西门义军严重受挫。李自成志在必破开封，命攻城大军，七天七夜，轮番施行猛攻，但由于城池守备坚固，一时难以攻入城内。战斗进行异常激烈，天气变化不定，骤然变寒，李自成又不幸被开封守将陈永福的儿子陈德射瞎左眼。这时又有探子报告说，明将左良玉、杨文岳部也将赶到，李自成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暂时退兵转移，以避其锋芒。

攻打开封受挫，李自成被射瞎左眼，心中甚为愤恨，于农历十二月的隆冬季节，再次和罗汝才(绰号曹操)联合，聚兵50万再攻开封城。李自成总结上次攻城经验，决定放弃凿洞，改用火炮、火药轰城。城的四周搭满了起义军的窝棚，随时准备攻城。守城明军也使用火炮(红衣大将军)防御反击，同时在义军突破城墙开裂处，用火燃着柴草、芦苇，浇上油，组成烈火带隔离区，战斗十分激烈。真是岁暮年关，銃炮声、喊杀声，代替了迎年的爆竹。当北门月城被义军攻破时，明军北门守城指挥，祥符县县长王燮立即命令堵塞第二道城门。这时明军士卒正在向内城撤退，尚未完全退入城内，义军趁机也混同冲入月城。在此时刻，王燮严令城上掷下无数火炬，霎时月城变成火海，阻断了起义军攻城的前进道路，战斗异常惨烈。

后来有人估计在这次战斗中被烧死的明军、义军人数不下数千人之多。开封城上，洞穿的火炮、铳眼、密密麻麻。为了尽快攻下开封城，李自成亲临前沿指挥，几次险被炮弹击中。炮声昼夜不断，战斗双方相互还击。这场开封攻守战持续进行了20个日日夜夜，据当时目击者白愚《汴围湿襟录》所载：“……皆昼夜守御，衣不解带者二十昼夜，僵立风雪之中，军士冻死者殆以千计。”[19]义军最后改用火药炸城，在城东北挖地道于汴城墙下，用炸药上万斤，炸点附近集结了数万士卒，准备燃爆炸药后，闪击城墙炸开处。不幸的是随着炸药的燃爆，一声天崩地裂巨响后，砖、石横飞数里，集结待攻的数万名士卒被炸伤，遭受到严重的损失。闯王大军拼死相攻，汴京明军以死相抗。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李自成忽听侦探兵急报，左良玉袭断了起义军的粮食供给钱。天寒地冻，军无粮草，何以支撑。李自成考虑形势极为不利，于是下令撤兵，迅速转移，再作计议。李自成临走时，望着开封城说：“不久我们会再来此地的，开封一定要攻克，开封必为义军所有!”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四月，李自成第三次布防，准备攻打开封。攻城之前他集结了善为良策的智谋之士和善于布阵攻城的武将共同商议，对攻城方略认真研究部署，针对上二次攻打开封的经验教训，让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形成决议，制定出久围开封，务期必克的方案。这次闯王与罗汝才、袁时中合兵一处，外加新吸收的灾民新卒，步骑共计一百多万人马。他们首先收复了开封周围各县城，从而切断了救援开封的各路通道，使明援军无法靠近救援，开封成了一座孤城，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包围开封城。这时开封周围小麦即将成熟，李自成下令百万大军，突击割麦，将开封四周各县的麦子全部收光，提出一穗麦也不留给开封明军，使开封守城将士无粮无草困守空城。之后再在开封城外筑起围墙，安置大军，作久围之计。李自成这次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困而不击，旷日持久，让开封明军守城自困而毙。

这时开封明军在连续二次打败李自成攻城之后，人事上有所调动，如赖以为谋主智囊的祥符知县王燮被调往朝中，督师丁启睿远在汝南打仗，巡抚任浚在乡养病，监军郭载騋远征在外。城内指挥中枢力量有所削弱，物资储备不足，尤其粮食、器械、守备既不坚固也不齐全。守城兵力也较前二次差，同时经两次守城取胜，将帅和士卒都存在有城池坚固不可攻破的轻敌思想。

当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崇祯皇帝急令丁启睿、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杨文岳等大将，各带领人马赴开封城下救援，就当时各路赶来救援的明军兵力，仍是远少于义军的，其中较有战斗力的是左良玉的部队。七月，他们会集在开封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朱仙镇是战国朱亥故里，镇因此而得名。朱仙镇地处水陆要冲，交通便利，为军事重镇，且民富庶，经济地位也很重要。南宋名将岳飞抗金兵，被奸相秦桧唆使宋高宗一天以十二道金字牌相促回朝，即在此处，岳飞庙至今尚存焉。明朝未年，这里是天下四大名镇之一，人口30万。在李自成围汴时，由于自然灾害和连年战争，人口可能会少一些。

在李自成第三次围攻汴梁城时，明军各救援部队奔赴汴京后就集结在朱仙镇，与李自成的围城部队形成对峙局面。李自成针对当时的战争形势，决定先击败援军，然后再转过头来围困开封城，于是他抽调少量部队，围攻、监视开封城明军，而集中精兵、强将组织朱仙镇战役。李自成与众将军冷静地分析了当时明军的态势，认为明军中，以左良玉兵力最强，有十几万人马，如果将强者击溃，其余几路人马，可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奇计，是巧妙利用天时。这时正当暑天，明军处在贾鲁河下游，若将上游河流断绝改道，明军无水可饮，再派轻骑部队切断明军饷道，使其断粮，敌军可不战而自行溃散。计谋已定，于是迅速动员朱仙镇周边各县民人，在环明军方园八十里处开挖深堑，沟深垒高，堑深宽各一丈六尺，加上沟边高垒，切断了明军交通，对明援军实行隔离包围，完全杜绝了救援明军与开封明军的联系。这时明军各援军也集结一处针对李自成的围城断援方略谋议，督师丁启睿、保都杨文岳、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京等将帅共聚大帐商量对策。

左良玉为人耿直，有谋略，是众将军中的皎皎者。他听了几位将军的议论后，从容地站起来说：“贼锋方锐，未可击也”。丁启睿却认为：“汴围已困，岂能持久，必击之。”[20]明军将帅之间意见发生分歧，就当时形势而论，在兵力众寡悬殊的形势下，百万义军聚集，粮食很难持久，如旷日持久，势必不支。关键是设法解决汴京城内的粮食问题。当时有个叫刘泽清的将领曾提出在开封城北，筑甬道，置重兵守之以通大河，转运粮饷。这不能说不是解危难之急的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但由于粮饷转运期间守卫不力，中途被义军截断。从当时两军营垒的决策看，义军优于明军。由于明军主帅决战心切，向义军展开进攻。主战的明军大将左良玉与义军首先开战，但因天热断绝饮水，粮道又被切断，战斗进行五昼夜后，左良玉不得不自行主动后撤，向许昌、襄阳方向退却，这时李自成佯不追赶，麻痹左良玉缓于逃跑，暗中布置兵力于左良玉退兵之处设下埋伏，待左良玉军快到洧川地界时，李自成命令截击的埋伏大军出击，只见千军万马四野云集，杀声震天动地，冲向左良玉的部队，加上道路被一丈六尺深、宽的沟堑阻断，难以四方溃围，兵众大乱，被杀死的左军士卒，填满沟堑。武器、车辆各种辎重拥塞于道路。左良玉只带少数溃军逃往襄阳。丁启睿仓惶逃跑数百里，连朝廷委任的圣旨、印信、尚方剑全都丢失了。义军穷追四百里，缴获战利品堆积如山，珍宝无数。当时在朱仙镇决战时，义军派出精干人员，伪装明军使者，向开封守城将领下令说：“安心守城，援军即日克敌，勿须出城!”守城将领被蒙蔽，信以为真，解除了守城部队南北夹击义军之危险局面，形势又智高一筹。朱仙镇明军被击溃，汴京城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这时开封城内，粮食奇缺，秩序混乱，守城明军，处在危险关头，先是：“汴城欠饥，大搜民间牛马骡驴充饥，甲寅，汴城放出妇女3万余口，任其所之，丁巳，汴人食牛皮、皮袄。戊午，汴人掠市肆药材为食，己未，汴人绝粮，兵民食水草，水虫、粪蛆、胶泥、马粪……乙丑，汴人掠茶，曝干为末，入面少许，作饼淡之。再后来“汴城人相食。有诱而杀之者，有群捉一人杀而分食者，有妇食夫，子食父、兄食弟，纷纷皆不可问。”一月后：“汴城白骨如山，断发满地，行路皆绝，曹门至北门，饿死者日三四百人，城头守卒寥寥。”[21]这时汴京城已濒绝境。崇祯派孙传庭督师救元开封，迟迟未发，加之天多降阴雨，昼夜不停，河水暴涨，巡抚高名衡拟计以水淹灌义军营盘，以解汴围。高明衡将此计上报周王朱恭枵，谁知消息走漏。李闯王得知后，急备舟船巨筏，而城内也令垒羊、马城，墙与岸齐，高厚相等，以防水淹。双方都暗地紧张的准备着，潜谋着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机，密谋水淹对方。上文曾提到开封城地处釜底，崇祯十五年，九月十五日这一天，天暗雨急，双方不约而同的开始了决堤以淹对方的行动，义军下令，全军营盘移高阜处，以防水淹，又令数万人掘开马家口，明军也掘开朱家寨。“癸未，马家口，朱家寨一时并决，声震百里，荷锸者漂没数十万，贼营亦沉数万人，河流排汴城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流入涡水，涡水骤涨二丈，士民溺死数十万。

躲在高阜处存活的约十万人。据《汴围湿襟录》记载：“汴为旧都，延袤几三十里，居天下之中，自延寇(指李自成)乱，两河外州邑之大姓及在野之庶民，皆携家入者。愚记清查保甲，阖城八十四坊，王府、乡绅、士民，概得十万余户，每户约十丁口，统计得百余万，除未围先徙以及被掳、被杀、饿死、淹死者共去十之九，所存仅十之一焉。后奉旨领赈者不足十万。”[23]当大水决堤之时，李自成曾命人准备船只救出了一部份未淹死的平民，表现了李自成的爱民仁义之心。而明朝前来救援开封的将领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督师候恂等人，则不顾全城百姓死活，而是保护周王朱恭枵大小权贵及宫眷五、六百人安全脱险，为保自己头上的乌纱而弃民于不顾。为官为民，孰亲孰憎，于水祸生命攸关之时，最能见分晓。闯王李自成爱的是平民百姓，而巡抚高名衡、总兵陈永福、督师侯恂则护的是官人宫眷。官史、野史在清代是有隐讳和偏见的，至于大河灌汴，是明军是义军还待有力的史料证实。李自成在开封城淹没后，率大军撤离开封，挥师襄阳。

四、郏县之战

李自成三打开封后，同明兵部尚书、九省总督孙传庭在郏县大战两次。一次于崇祯十五年十月(1642年)。一次于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郏县之战是李自成灭明战争的关键战役。

孙传庭是明军的一支劲旅。曾于崇祯九年擒高迎祥于陕西省周至县黑水峪，南俘阙下。十一年又在梓潼打败李自成，之后又同洪承畴合击自成于潼关原，自成兵卒皆亡。崇祯十五年，崇祯起用孙传庭为兵部侍郞，又代王乔年为陕西总督。此时，大集诸兵于关中，并缚援剿总兵贺人龙于麾下，数其不战之罪并当众斩杀，一时威掁陕、甘。

李自成第三次包围开封后，孙传庭奉崇祯命，带兵援救开封。孙传庭出潼关后，得知开封已被水淹，自成军撤离开封，准备南下襄阳。此时，自成已趋郏县。郏县位于禹州、宝丰、襄城之间，北倚箕山余脉，南临汝河，为河南乃至全国南北东西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传庭遂用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之计，声言下洛阳，至汝州直捣郏县，而暗中兵分两路，一路自率大军取道黄河以北，太行山中向东挺进，由荥阳汜水渡过黄河，从荥阳、密县、禹州抄山中小路急趋郏县，另遣别将出陕西丹风东南之武关，然后再由南阳鸦路直至宝丰，从而对李自成形成钳形态势，以便前后夹击，伺而歼之。此时，传庭命牛成虎将前军，左勷将左军，郑嘉栋将右军，高杰将中军。崇祯十五年十月，与自成军在郏城东南数里的演武场相遇。其地就汝河北边，战斗激烈，呼声动天地。牛成虎佯装失败而后退，等自成兵追进埋伏圈，成虎还兵而击。

高杰、董学礼等突然杀出助战。左勷、郑嘉栋左、右横击，自成军溃走汝河南岸，溺死者甚众。自成虽伤亡惨重，但并不气馁，而是因地制宜，随机应变，采取疲敌、累敌的战法，把妇女、骡马、金珠、财物丢得满路，啖之以利。明军果然中计，纷纷下马，抢夺金银首饰、珠宝，揣在怀中，有的将布匹绸缎置于马鞍之上，远远望去，似驼峰高耸。时罗汝才大军屯于汝河南岸香山一带。看到明军乱作一团，突然挥兵还击，始退汝河南岸的士兵此时亦回戈死战。刹那间，明军胸腹塞满而不能俯仰，战马重载而不能驰骋，左勷、萧慎鼎开始溃退，其他诸军接着败走。李自成、罗汝才见状，驱兵向东北猛追三十里，至郏县晁头之柿园村时，大雨倾盆，食物不至，明军士卒饥饿难忍，采青柿以食。大雨倾泻不止，道路泥泞，士卒又冻又饥，战死者数千。副将孙枝秀、参将黑尚仁被杀，材官小将之殁者张英奎、李栖风、任光峪、戴友仁以下七十零八人，史称柿园之战。传庭遭此惨败，士气丧尽，而所遣别将出武关以趋宝丰的兵将，竟又不至，只好撤退，走巩县，至孟津，渡黄河，入潼关，执杀萧慎鼎，罚左勷马二千匹，重整军威，以图再举。

柿园大捷之后，自成士气大掁。崇祯十六年，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据襄阳，陷承天，掠潜山、京山、云梦、黄陂、孝感等州县，直逼汉阳，左良玉败走九江。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改禹州为均平府，改宝丰为宝州，承天府为扬武州。又从牛金星谏，创官爵名号。刘宗敏、田见秀为权将军，李岩、贺锦、刘希尧为制将军，谷可成、张鼐、党守素等为威武将军，任维荣等为果毅将军。凡五营，二十二将。同时，又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等官。自称新顺王。封官建制完毕，李自成召牛金星等将议兵之所向。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断燕都粮道;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攻其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无一失。”自成听后，欣然采纳。尽发襄兵会于汜水、荥泽。伐竹结筏，人佩3葫芦，佯为渡河，其实将精锐集于襄城，伪吏员集于宝丰，老营口将士家口妻子老小住在唐县，准备在郏县与孙付庭再次决一雄雌。

传庭败归陕西，计守潼关，扼拒京师上游。乃征用勇士，三家抽丁一人。另外，开土屯田，积储粮草，修缮器械，仅载火炮甲杖的火车就三万辆。其作用很大，战则驱之扼马，止则环以自卫。积极备战，夜以继日。崇祯十六年五月，孙传庭奉帝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擢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以及江南、江北军务，赐尚方宝剑，传庭亦踌躇满志，誓以勘乱自效。乌云在聚集，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大战即将来临。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十日，距第一次郏县大战仅数月，孙传庭再次自潼关出师，任总兵牛成虎将前锋，高杰将中军，王定、官抚民将延、宁兵为后劲，白广恩统火车营，传檄左良玉由九江北上，赴汝宁夹击。数十万明军浩浩荡荡，日夜兼程，向东进发。八月十一日驻军于灵宝阙乡。二十一日驻扎陕州，檄河南诸军渡河南下进剿。九月初，孙传庭全军驻扎洛阳的伊阙-龙门。这里地理形势险峻，伊河从两岸陡峭的山崖中流过，是山西、陕西、洛阳通往安徽、江苏的咽喉，也是通往这次的主战场郏县、宝丰、襄城的要塞。孙传庭一面催孟县之粮，一面遣五千精兵攻打汝州。自成军避其锐气，撤军至宝丰。九月八日，明军进驻郏城西面与汝州交界处的长阜店。该地距郏城50里，距汝州40里，距宝丰40里，位于汝河北岸，背山面水，地势险要。传庭刚一到此，自成军的都尉李养纯就来投诚，将自成军的布阵、兵力虚实，说得清清楚楚。传庭立遣游击折曾修率兵南下，从鲁山间道直捣唐县。孙传庭自统大军从长阜、韩否、薛店渡过汝河，直至宝丰，九月十日，到达宝丰城下。谕降不成，乃用猛攻。十一日自成来援，白广恩、高杰、卢兴福分后夹击，自成军后撤。十二日，自成再以精骑来援，复为白广恩、高杰所败。于十二日夜明军占领宝丰，擒杀自成所委州牧陈可诉、州判姜渭、郏县令周英、主簿刘溥、军将蒋山、李大存、孙月等人。

同时，攻破唐县，自成军家口被杀殆尽，满营哭声。明军转战至郏县，又擒自成果毅将军谢君友，旋冲进自成军营，砍断军旗，尾追数十里，自成几乎被擒。自成退守襄城，明军直逼城下。自成见不少将领有降明之意，乃拍胸顿足喊道：“不要畏惧!杀藩王焚皇陵，罪莫大于我。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而降未晚。”于是深沟高垒，固守不出，严以待懈，不动如山，暗中遣精锐到洛阳东面的交通要道伊川白沙截断明军粮道。时秋雨连绵不止，道路如泥潭，粮车不能进。而明军只能露宿野地与自成军相持。士兵饥馁不堪，再次攻进郏县，所获骡马，啖之立尽。传庭军营中有一名降将，名叫李际遇，原为登封起义军首领，曾攻破过郏县，后为明军擒获，被迫投降。此时又与自成暗通，将明军虚实尽告自成。自成尽发精锐，以迅雷之势突围而出，直逼郏县。此时，明军又于汝州哗变，形势对明军不利。传庭向诸将问计，高杰主张决战，白广恩以为不如退却。传庭认为广恩怯懦胆小，故其心中抑郁不乐，遂引兵撤至汝州。于是，传庭留陈永福扼守郏城，自率高杰等将还军迎粮。前军既移，后军骚乱，永福斩之不能止，遂暗中归降自成。

自成再克郏城后，马不停蹄，迅即沿汝州西追五十里，至郏县最西的一个大镇——长阜店。自郏城至长阜至淋汝，九十里沟河纵横，因北山南河，流向多为自北而南，秋雨之时，洪水泛滥，沟溢河满，明军多为所阻，行进非常困难。而自成精骑，驰骋疾突，如入无人之境。传庭自谓无计可施，只得命令诸将调转所向，还军侥幸一战。自成布阵五重，饥民处外，步卒处二、马军处三，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待明军突破第三层时，第四层的骁骑突然跃起，殊死拼杀，攻势凌厉，锐不可挡。明军阵式稍微一乱，白广恩原来统帅火车的军将则大声呼喊：“我们的军队已经打败了。”随之，扔下战车逃走。士卒不知虚实，亦闻声鼠窜，明军大溃。大路上尽是翻到的战车，把路堵得水泄不通，战马被套在辕上不能向前。自成军见此状况，越战越勇，铁骑凌空践踏，步卒白棒狠击，中之者，头颅惧碎;遇之者，臂腿皆断。顷刻间，郏临道上，长阜周围，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其惨烈之状，目不忍睹。高杰登上镇中高岭望之曰：“不可支矣。遂麾众退。明军大奔，死者数万，传庭大败，自成紧追不舍，从长阜至师汝，从临汝至洛阳至孟津，传庭溃逃四百多里，损失兵器重数十万。传庭单骑渡河至垣曲，高杰旋即亦至。二人自山西转入潼关，同先期到达的白广恩收集残部进行扼守。十月，自成军直逼关下，使陈永福扣关，传庭不知永福已降，下令打开关门，自成军洪水般涌入，广恩力战不敌。

此时，高杰怨广恩以长阜之败不救己，亦拥众坐视不救。广恩战败，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跃马大呼而殁，广恩投降，潼关遂破。自成长驱直入，连破华阴、渭南、临潼、直至长安。守将王根子开东门受降。自成遂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修城墙、开驰道，百姓望见黄龙旗，都伏在地上山呼万岁。崇祯十七年正月，自成于西安称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同时，设置朝廷各种机构，以牛金星为天佑大学士。又封五等爵，大封功臣，重赏顾军恩。此时，自成拥有步兵40万，骑兵60万，每日校场校射，耀武扬威，金鼓动地，士气大振。

李自成中原灭明的故事已经详细的介绍给我们的同学们了，这段历史可能不少同学们都感到模糊，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认真的去看这个故事。